耿姓取名還有2021年耿姓起名

《經世大典敘錄·征伐》和《元史·兀良合臺傳》將哈剌章解釋為烏蠻，而哈剌章在蒙元時期主要指大理地區，那么大理與烏蠻究竟有無關系？解決這一問題，就必須要考慮當時大理地區的族群狀況及烏、白蠻在古代云南歷史上的具體含義和分布范圍。

烏蠻與白蠻最早在唐代被用于稱呼云南地區的各類族群，有關記載最早集中出現在唐人樊綽撰寫的《蠻書》中。樊綽是安南經略使蔡襲的幕僚，于咸通三年（862）來到安南。當時正值南詔大舉進攻安南的嚴峻時期，出于對南詔問題的關注，樊綽利用手頭已有資料和自己調查所得，寫成了這部記載南詔歷史地理及風土人情的《蠻書》。關于云南的烏、白蠻，自20世紀以來，已有眾多學者進行過研究，其中方國瑜對該問題的研究是迄今為止最全面的。方國瑜指出，根據樊綽《蠻書》記載，烏蠻、白蠻是唐代中原內地漢人對西南地區土著族群的泛稱，是“他稱”而非當地土著人群的“自稱”。烏蠻和白蠻并非指某個具體族類，其區分標準是各族群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水平與內地漢人的接近度，接近于漢人的稱為白蠻，與漢人差別較大的稱為烏蠻，類似于漢文史書中常見的“熟蠻”和“生蠻”這組概念。《蠻書》對烏、白蠻文化特征有不少詳細的描述，例如烏蠻所居“多散林谷”；白蠻死后“依漢法為墓，稍富，室廣栽杉松”，烏蠻則“不墓葬，凡死后三日焚尸，其余灰燼，掩以土壤，唯收兩耳”等。可見，文化是劃分烏、白蠻的主要標準。受云貴高原自然地理環境的影響，烏蠻、白蠻在云南各地呈現垂直化分布特征。具體而言，烏蠻主要居住在山區，白蠻則大多生活在壩區。

大理地區族群狀況最早且最詳細的記錄，是唐朝貞觀二十三年（649）右武侯將軍梁建方征討云南洱海地區時寫下的《西洱河風土記》，后被收錄到唐人杜佑編撰的《通典》中。據《通典·松外諸蠻》條記載：

“其西洱河，從離州西千五百里，其地有數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戶，小者二三百戶，無大君長。有數十姓，以楊、李、趙、董為名家。各據山川，不相役屬。自云其先本漢人。有城郭村邑，弓矢矛鋌。言語雖小訛舛，大略與中夏同，有文字，頗解陰陽歷數。自夜郎、滇池以西，皆云莊之余種也。”

西洱河即今日之大理洱海。唐代初期，這里還處于部落林立的狀態。當地人具有“楊、李、趙、董”這類漢姓，大多認為自己的祖先是漢人，風俗文化亦與漢人相近，且洱海周邊的地形皆以平壩為主。因此，按唐代的族群分類標準，居住在洱海盆地的居民主要為白蠻。

公元8世紀起，在唐朝的扶植下，南詔逐漸壯大并統一洱海地區。隨后向東擴展，兼并云南東部的爨氏領地，在西南地區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區域性政權。南詔國的都城一直位于大理，因而南詔王室的族屬也成為學者們討論哈剌章與烏蠻關系的重要依據。關于南詔王室族屬問題，至今仍有爭論。有部分學者認為南詔統治者為烏蠻，其依據是南詔多位國王長期與烏蠻部落通婚，這也是伯希和論證哈剌章為黑爨的主要根據。然而，在南詔時期，洱海盆地的白蠻大族在南詔政權中占有重要地位，不僅擔任絕大多數重要官職，還在數次對外戰爭中擔任軍隊統帥，這在《南詔德化碑》中有詳細記載。此外，《蠻書》所記南詔各類風俗中，多半與漢地相近。如“衣服略與漢同”，“凡人家所居，皆依傍四山，山棟下宇，悉與漢同”等。因此，從文化角度看，南詔政權占統治地位的人群以白蠻為主，有著與中原漢地相似的文化特征。南詔王室與烏蠻聯姻僅是出于進一步控制云南東部烏蠻地面這一政治層面的考量，并未對洱海地區的族群構成產生顯著影響。在敦煌藏文文書中，亦見吐蕃用烏蠻（mywa－nag－po）、白蠻（mywa－dkar－po）區分南詔統治下的兩類族群，該分類方式應當是從唐朝傳入的，因為在南詔時期遺留下的碑刻等各類文獻中，并無南詔當地人將自身稱為烏、白蠻的記載。趙心愚通過對P．T．1287號（贊普傳記）文書的分析，認為該文書中的白蠻（mywa－dkar－po），應指南詔王統治下的南詔本部。可見，唐代吐蕃人亦未將南詔視為烏蠻。繼南詔之后建立的大理國，其統治族群為白蠻，已是學界共識，大理地區白蠻占主導地位的趨勢貫穿了整個大理國統治時期。蒙古人與大理國的接觸始于13世紀中期，此時距大理國建國已有三個多世紀，因此蒙古人對云南族群的認識應直接來源于大理國而非此前的南詔，用南詔王室的族屬來論證蒙元時期烏蠻與大理的關系顯然并不合適。

蒙元時期，關于云南烏、白蠻最早的記載為劉秉忠《藏春詩集》中數首題為《西番道中》《烏蠻道中》《烏蠻》《過白蠻》《南詔》《下南詔》《滅高國主》的詩文。在1253年蒙古征討大理國的軍事行動中，劉秉忠一直陪伴忽必烈左右。從排列順序上看，這幾首詩與忽必烈親自統率的中路軍進軍路線相同。詩中烏蠻、白蠻的具體地點雖無法考證，但從詩文的排序和描繪的環境來看，《烏蠻道中》《烏蠻》二詩所處位置應是金沙江以北的青藏高原東部山區，這一地區為吐蕃之地，在元代由宣政院管轄，并不屬大理國和云南行省。《過白蠻》則位于金沙江以南的平壩區。顯然，在當時人看來，烏蠻的分布并不限于云南，生活在云南周邊山區的族群均可被稱為烏蠻，白蠻則主要指居住在壩區的族群，這與《蠻書》中的族群劃分原則基本一致。同時，上述詩文也反映出，像劉秉忠這類跟隨忽必烈親歷云南的北方漢人亦未將大理國、大理城以及當地的白人視為烏蠻。用南詔稱呼大理國是詩文創作中常見的托古手法，并不能證明蒙古統治者因不知大理國國號而沿用南詔舊名。蒙古征服云南后，對當地族群的劃分總體上延續了前朝的方式，但仍有部分調整。在蒙古征服云南早期，“烏蠻”“白蠻”仍是區分云南土著人群的常用二分法。然而隨著元朝統治者對云南統治的不斷深入，對當地族群的認識也更為具體。由于白蠻的文化特征與漢人極為接近，因此“白蠻”一詞逐漸被“白人、焚人”取代，“烏蠻”雖仍被保留，但使用頻率逐漸下降，主要指居住在山區的羅羅人。元人李京《云南志略·諸夷風俗》對元代云南各族群的分布地域有明確記載：

“白人，有姓氏······中慶、威楚、大理、永昌皆人，今轉為白人矣”。

“羅羅，即烏蠻也······自順元、曲靖、烏蒙、烏撒、越，皆此類也”。

李京自大德五年（1301）至大德七年間擔任云南烏蒙烏撒宣慰副使，曾親歷云南多地，對云南族群分布的記載應當是準確可信的。由此可見，元代大理地區，白人為最主要族群。烏蠻（羅羅）主要分布在云南北部、東部和東北部山區，與大理無直接關系。哈剌章指代的大理地區，與烏蠻無關。同時也可看出，元人亦未將白人稱為烏蠻。因此，將哈剌章或白人視為烏蠻的觀點，與元代云南地區的族群分布情況明顯不符。一般認為，蒙古人缺乏華夷觀念，通常不會將被征服地區的人群視為“蠻夷”。因此，蒙古征服者不太可能在蒙古語這套自身已有的話語體系中用烏蠻稱呼白人和大理國。即便蒙古人知曉了烏蠻一詞，那也一定是通過身邊的漢人了解到的，也就必然會繼承漢人對烏蠻的界定標準，而不太可能根據以黑為貴的本族傳統，將大理白人稱為烏蠻。更何況這種推理目前不但找不出史料依據，而且現有關于元代云南族群分類的相關材料，均對其構成反證。

那么如何解釋《經世大典》和《元史·兀良合臺傳》將哈剌章譯為烏蠻呢？這需要從這類記載出現的具體語境、《經世大典》和《元史·兀良合臺傳》之間的關系以及《經世大典》編撰的局限性三個方面進行分析。據《經世大典敘錄·征伐·云南》：

“憲宗三年，世祖征西南夷，由吐蕃入云南，命兀良合臺自旦當嶺入，降摩些部，涉金沙江，攻下諸砦，取龍首關，世祖遂入大理城。兀良哈臺分兵取附都善闡烏爨，次羅部府，大酋高升拒戰，大破于淺可郎山下。升嬰城自守，城際滇池，三面皆水難攻。圍七日，始克。國主段智興柔暗，權臣高祥方謀篡弒。及大兵至，智興走匿昆澤，追及善闡，獲之。世祖入其城，秋毫不犯。尋引兵入吐蕃，酋長唆火脫因塔里堅守，兀良合臺進攻，懼而出降，用為向導，襲取白蠻，譯曰察旱章，蠻依山固守，兀良合臺令其子阿術殺蠻退走。乘勝至烏蠻，曰哈剌章，攻破水城。四年春，世祖還。兀良哈臺至烏蠻之都，曰押赤城。依山阻水，不可近······”

押赤（今昆明）是大理國的第二首都，元人將押赤稱為烏蠻之都，并不意味著押赤城內居住的人群是烏蠻，而應理解為押赤是大理國控制云南東部烏蠻部落的重要據點。云南東部長期被稱為爨地，在唐朝中葉以前為漢化程度較高的爨氏家族的領地。爨地分為東爨、西爨，東爨多烏蠻，西爨多白蠻。南詔建立后，逐漸向東拓展，并最終兼并爨地。據《蠻書》記載，“閣羅鳳遣昆川城使以兵圍脅西爨，徙二十余萬戶于永昌城。烏蠻以言語不通，多散林谷，故不得徙······烏蠻種類稍稍復振，后徙居西爨故地”。爨地的主體族群自此變為烏蠻，“爨”也成為烏蠻的代名詞。為加強對滇東地區的控制，南詔曾修筑拓東城，大理國皇帝則允許高氏一族世襲善闡侯，并長期駐守該地，以加強對大理國東部烏蠻部落的控制，但隨高氏而來的大理白人僅居住在城市，未改變爨地以烏蠻居多的族群結構，善闡城之外的主體居民仍為烏蠻。如今昆明周邊的地名多為彝語詞匯（如祿勸、呈貢、塔密等），便是例證。《經世大典》將烏蠻與哈剌章相聯系時，是在敘述兀良合臺率軍進攻包括善闡在內的云南東部烏蠻聚居區（亦稱三十七部）這一背景下產生的。之所以這樣認為，是由于《經世大典》在表述時常將附都善闡和烏爨、烏蠻等同類概念連為一體。然而，在談到攻打大理城時，《經世大典》反而未將其稱做哈剌章，也未將大理及當地的白人稱為烏蠻，可見《經世大典》的編纂者并不知道哈剌章最初指代的是大理城，因而誤認為哈剌章與烏蠻是同義詞。此外，亦從未有元代文獻記載元人曾用哈剌章來單獨指代西南地區的某個烏蠻聚居區。上文引述的劉秉忠詩文將云南之外的吐蕃東部地區稱為烏蠻，而哈剌章在蒙元時期指代的地域范圍并未擴展到吐蕃境內，更何況“章”與“蠻”在語言學方面找不出任何聯系，因此烏蠻和哈剌章始終無法準確對應。或許會有學者認為，引文“乘勝至烏蠻，曰哈剌章”中的哈剌章，應指大理國。考慮到哈剌章有狹、廣二義，這樣理解也有一定道理，但并不能由此認為這里的烏蠻指的就是大理國的主體族群——白人。原因是大理國內部并非全是白人，壩區之間的山林地帶同樣生活有烏蠻部落。

筆者認為，《經世大典》的編纂者極有可能在不了解哈剌章原始含義和指代區域的前提下，僅憑“哈剌”在蒙古語中意為“黑色”這一點，便把哈剌章與烏蠻隨意比附。值得注意的是，《經世大典》中的這段文字存在諸多問題，例如將大理國皇帝段興智的名字誤作“段智興”，以及在記錄蒙古軍隊進攻大理國各地時，時間順序前后顛倒，誤將蒙古軍隊進攻善闡的時間記為元憲宗三年，并把“世祖入其城”一語系于攻破善闡后，誤認為忽必烈參與了圍攻善闡追捕段興智的戰斗。然而據《元史·世祖紀》，忽必烈在元憲宗三年十二月攻下大理后便北還，元憲宗四年五月已至六盤山，而善闡之戰發生在元憲宗四年春夏之際，因而忽必烈不可能前往善闡。且后文又說元憲宗四年忽必烈北返后，兀良合臺率軍進攻滇池附近的押赤城，顯然負責修撰《經世大典》該部分的人員并不知道善闡和押赤是同一座城，誤將同一事件分別系于不同年份。已有學者指出，《經世大典》的一線編纂者多為漢人。生活在元代中后期的漢地文人可能對哈剌章這類當時尚不太常用的非漢語詞匯以及七十多年前蒙古征伐大理國的具體經過缺乏準確認識，故誤解了哈剌章的含義和相關史料中的內容。

《元史·兀良合臺傳》的記載與《經世大典》極為相似，也是在兀良合臺進攻善闡時提到哈剌章的：

“甲寅秋，復分兵取附都善闡，轉攻合剌章水城，屠之。哈剌章，蓋烏蠻也。前次羅部府，大酋高升集諸部兵拒戰，大破之于洟可浪山下，遂進至烏蠻所都押赤城。城際滇池，三面皆水，既險且堅······至昆澤，擒其國王段興智及其渠帥馬合剌昔以獻”。

值得注意的是，成文年代早于《經世大典》且收錄于王惲《秋澗集》的《大元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兀良氏先廟碑》在記述兀良合臺隨忽必烈征討云南的相關史事時，并未稱哈剌章是烏蠻。依據實錄修成的《元史·憲宗紀》和《元史·世祖紀》中亦未見將哈剌章解釋為烏蠻的記載。因此，從現有材料來看，將哈剌章譯為烏蠻的做法應當不早于元文宗時期。通過比對《經世大典》和《元史·兀良合臺傳》關于哈剌章記載，不難看出二者在表述上的相似之處。筆者認為，《元史·兀良合臺傳》對哈剌章的解釋極有可能源于《經世大典》，《元史》編纂者因不明哈剌章之具體含義，故沿用了《經世大典》中將哈剌章譯為烏蠻的錯誤解釋。此外，《元史·兀良合臺傳》將大理國末代皇帝段興智和他的梵文名號“馬合剌昔”（Maharaja）誤認為兩人，也反映出當時漢人對這類不常用的非漢語詞匯極不熟悉。因而，研究哈剌章一詞的含義，有必要參考相關成書年代更早的非漢文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