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畫字取名字(八畫字有哪些起名字用)

本篇文章給大家談談9畫字取名字，以及八畫字有哪些起名字用的知識點，希望對各位有所幫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文章詳情介紹：

• 1,兔寶寶起名，男孩詩經楚辭的名字
• 2,作為中國代名詞的“九州”，是戰國時代的產物嗎？

兔寶寶起名，男孩詩經楚辭的名字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目標，有些人希望生活簡樸，有些人希望自己能過上幸福的生活，有些人則希望自己能過上富足的生活。不同的生活目標就早就不一樣的人生，除此之外，名字對于人生命運的不同也有著一定的影響，名字也應該選擇一些悅耳的、好聽的、助運的。

名字可是一件非常講究的事情，很多父母都希望給孩子取一個有內涵有文化的好名字，這樣既能夠培養孩子的氣質，也能夠增添孩子的自信心，今天小編就為大家帶來男孩詩經楚辭的名字的介紹，我國的傳統文化中有很多經典書籍可以為取名提供參考借鑒，詩經楚辭既有意義又有內涵。

男孩詩經楚辭的名字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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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哲】

明哲之名提取自“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明為明凈的含義，用于男孩名字中指男孩的思想純凈，同時含有光明的含義，寓意美好。哲之言，指哲理之義，寓意男孩的思維敏捷的含義。

【其琛】

其琛之名出自《魯頌·泮水》“憬彼淮夷，來獻其琛”詩句之中，琛之義，是為珍寶的含義，用于男孩名字中暗藏的尊貴吉祥的含義，體現男孩的尊貴氣質，同時寓意男孩是家中的至寶。

【青云】

取自楚辭“青云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有著古有青天大老爺，形容一個人清正廉潔。寓意很好的形容他為人清正、廉明。彰顯男孩不墮青云之志，讀之好聽悅耳。

【辰安】

辰安之名取自詩經中“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辰是時辰的意思，在古代也是日月星辰的統稱，具吉利高貴之義，入男孩名字表有尊貴含義。安，為安靜，平安之義，表達父母希望孩子平平安安的愿望。

【顯允】

取自“顯允君子，莫不令德。”指光明磊落的君子，個個都有好名聲。詩中的顯允是光明磊落，誠信忠厚的意思。顯是光明，允是誠信，引申為男寶寶英明信誠，允恭克讓，誠信謙遜，寓意著風度翩翩，文質彬彬。

【龍章】

來自九歌·云中君:龍駕西帝服，聊翱翔周章。龍與章字的結合非常霸氣。龍字是指傳說中的生物，也有吉祥之意;章字是指圖案、文采和彰。突出了男生文采斐然、正直、龍鳳的意義。

【華瑜】

出自九章·懷沙重華不可Xi和懷瑾握瑜，意味著美麗、光彩、精英和繁榮，意味著輝煌、繁榮和年輕人才。玉指美玉或玉的光澤。用于名字代表耀眼、美麗和才華。

【皓塵】

出自楚辭·漁父安能用浩浩的白，蒙上世俗的塵埃嗎?浩字有潔白明亮的含義。塵字是指飛揚的灰塵。浩塵是一顆非常禪宗的心，比喻著一顆明亮而不受世俗污染的心。

2000個男孩詩經楚辭的名字

騫仕、子民、思淼、浩波、承恩、運發、良弼

光耀、鴻寶、和光、宏邈、晉鵬、錦程、運誠

宏逸、嘉穎、宏愷、修偉、俊拔、鶴軒、昂然

康復、振宇、和風、嘉熙、宏浚、堅誠、辰宇

浦澤、樂逸、天元、建柏、宏達、星馳、翰翮

彥昌、陽煦、敏智、嘉玉、俊俠、書君、飛宇

銳逸、明珠、宏揚、建德、昊空、翰墨、永康

浩涆、心遠、飛翼、元武、明輝、修齊、立誠

元基、志澤、建弼、德曜、子石、澄邈、景鑠

元正、高格、意致、學民、思博、英范、溫書

文宣、飛航、昆杰、智勇、雅健、良哲、星雨

承德、鴻光、駿喆、博容、國源、騫北、鴻波

宏富、永昌、正浩、鴻暉、英哲、元青、弘光

澤雨、和雅、鴻達、偉懋、興業、俊風、弘新

男孩楚辭取名的?法

1、選取詩經、楚辭句子中讀音好聽的字

給男孩取名字第一要義是好聽，然后再考慮其他方面的問題，而好聽的名字肯定是由好聽的字組成的，所以可以選取詩經、楚辭句子中讀音好聽的字來給男孩取名，

2、選取詩經、楚辭句子中寓指聰明的字

相信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聰明能干，不僅在學習上能夠取得好成績，在社會上也能夠做出自己的一番事業，所以便可以選取詩經、楚辭句子中寓指聰明的字來給男孩取名。

3、選取詩經、楚辭句子中筆畫簡單的字

男孩的名字由筆畫簡單的字組成給人一種視覺上的清爽之感，簡潔的名字不僅好認，還能夠給人一種親切感，例如楚辭《九歌·東君》中的句子：“青云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根據這句就可以給男孩取到一個簡單又好聽的名字：青云，影帝劉青云的名字便來自于此。

4、選取詩經、楚辭句子中寓意吉祥的字

長輩、父母們對吉祥這件事情總是很在乎，不僅在生意場上要講究吉祥，在給男孩取名字的時候也要講究吉祥如意，所以就可以選取詩經、楚辭句子中寓意吉祥的字來給男孩取名字，例如楚辭《九懷·思忠》中的句子：“枉車登兮慶云”，其中的“慶”字就帶有吉祥、祥瑞之義，是很好的男孩名字常用字。

兔年男孩詩經楚辭的名字

朔翌、明彬、駿棟、博圖、澤庭、航玥、楷拓、健國、俊澤、彬恒

宏甲、輝樺、葉茗、煊曄、和鋒、俊利、澤曲、無洛、彭釗、晗彬

晉澤、瀚然、雄偉、浦馳、欽明、泰悅、飛奇、鴻鶴、浦煊、杰運

博瑋、司深、俊棟、文德、子闊、棋凡、鈞淇、翰悅、晟爵、建勝

思翰、瑋瑾、云博、楓學、修古、賓然、天才、天宇、德凱、衡鴻

宸篤、彌音、興善、苑承、境誓、辰言、至廉、沙群、建田、寧凱

堅杰、久庭、紫祖、若奧、煙崇、勛方、智譽、織余、溪勵、燁松

何強、兼頃、聰奮、語萬、勉宏、雪載、馨鼎、依書、永碩、祖仕

川田、統喻、鈞炎、函柳、志遙、振余、名慶、寶帥、岸彬、浩向

宸耀、本緲、琦輝、枝桐、耕帥、勇誓、湛織、風陽、貴翱、岸松

桐耿、棋楷、楠年、全倫、世野、昂悠、何譽、瞻復、衛融、懷恭

妙烈、楷里、慈瞻、治石、語瀚、晨千、遠云、道修、衛晨、越邦

老師專注姓名學文化研究，經過多年發展積累，堅持不懈深耕，已為眾多緣主提供了起名、改名、測名幫助。老師起名追求音形意境地搭配，取名新穎獨特、字字唯慎、不落俗常。

作為中國代名詞的“九州”，是戰國時代的產物嗎？

宋代著名詞人陸游在給兒子的遺囑詩《示兒》中不無悲痛地寫道：“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此時，中國廣大的北方地區已被金人占據，漢人的正統王朝南宋正潛身縮首于黃河以南，不思克復舊國。一生愛國的陸游死前仍然不忘故土，抱著“九州不同”的執念含恨而終。“九州”假如拆開來看，其意義僅是中國古代的地理名詞，而當我們將九個“州”組合起來，“九州”就被賦予了超乎尋常的意義。它是中國的代名詞，是古代中國人的全部已知天下，融入了華夏文化的深層，不斷激起中國人心中的澎湃情感。

《地名里的中國》，《國家人文歷史》 編著，華景時代丨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3年5月版。

九州真的是戰國時代的產物嗎？

“九州”概念當然首先可指九個“州”。所謂“州”，《說文解字》釋為“水中可居曰州”。換句話說，在上古先人的世界觀里，大陸不過是茫茫滄海中較大的海島而已。

傳說，“九州”并非先天存在。春秋時《左傳》記載，晉國大夫魏絳曾引用作于夏代之前的《虞人之箴》：“芒芒禹跡，畫為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意思是大禹劃定了九州的邊界，修筑了九州的貢道，讓生民鳥獸各得其所，將九州概念的確定歸功于治水的圣王大禹。《山海經·海內經》也說：“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無獨有偶，既是中國最為古老的地理志，也是最早詳細論述九州的文獻記錄《禹貢》，傳說為大禹所作，用于標定九州地理物產。看來在中國古人心目中，天下被劃為九州也正是圣王大禹的功勞。他在結束治水偉業之后，根據治水過程中觀察到的地理、水文、物產、人文特點，以九州劃分天下，成為萬世之則，后人對此深信不疑。

位于陜西省延安市宜川縣壺口瀑布孟門山處的大禹像。大禹腳踏巨型神龜，望向睡女峰的方向。相傳大禹治水，便是在這里導水暢流，而睡女峰正是他的妻子化身而成。在中國古人心目中，天下被劃為九州是圣王大禹的功勞。

近代以來，有學者對大禹劃定九州一事表示懷疑，“古史辨派”泰斗顧頡剛在《州與岳的演變》中說：“《禹貢》的九州，《堯典》的四罪，《史記》的黃帝四至乃是戰國時七國的疆域，而《堯典》的羲、和四宅以交阯入版圖更是秦漢的疆域……”他認為九州之說產生于戰國之后，是戰國人托名大禹所作，反映的實際上是戰國時期中國人探索大地的成果。

那么事實是否如此呢？

2002年，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入藏了一件名為豳公盨的青銅器，盨上銘文為貴族豳公留下的訓誡之辭，銘文開篇說：“天令禹敷土，隨山浚川，乃降地設征。”意思是：“天命大禹規劃土地分布，順應山勢，疏導河川，于是他根據地力不同設置各地貢賦的標準。”學者很快意識到，這一句銘文又與《禹貢》開頭的那一句“禹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的表述極為相似。研究者因此認為豳公盨和《禹貢》可能擁有同一個源頭。根據豳公盨的器形、紋飾和書體，學者將其所屬時代定為西周中晚期。如此一來，豳公盨和《禹貢》這個共同源頭的出現就應當不晚于西周中期。

當然，豳公盨的發現僅能說明《禹貢》中部分篇章撰寫的時間要遠早于顧頡剛推測的戰國時期，并不能說明《禹貢》關于古九州的部分就真能追溯到西周時代。對此，我們需要繼續尋找其他證據。

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臨淄發現了一套青銅編鐘。編鐘的所有者是春秋中期齊國的一位貴族，名為叔夷。銘文中說他是齊國統率三軍的大將，從齊侯賞賜他的大量萊人仆從來看，他的主要功績應該是率領軍隊在戰爭中大勝萊國。學界一般認為這與春秋中晚期齊靈公伐滅萊國的史事有關。齊侯在賞賜叔夷時說：“夷典其先舊，及其高祖，赫赫成湯，有嚴在帝所，溥受天命……伊小臣惟輔，咸有九州，處禹之堵。”原來叔夷出身于宋國公室，他的先祖正是商王朝的締造者成湯，成湯伐夏成功之后，擁有了九州，繼承大禹奠定的國土。這篇銘文的主角是齊靈公和叔夷，他們都是春秋時代社會最上層的貴族。他們在如此莊重嚴肅的場合，鄭重地將九州和大禹聯系起來，表明至少在春秋中晚期，九州的劃定就已經與大禹聯系起來了。

另一個證據出現在《國語》和《左傳》中那個著名的“楚莊王問鼎于周”的典故之中。楚莊王伐陸渾之戎，兵鋒到達洛陽郊外，挑釁式地向前來勞軍的王孫滿詢問九鼎輕重。王孫滿以“在德不在鼎”相對，贏得了楚莊王的尊重。王孫滿在回答中說道：“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就是說夏王朝剛建立之時，九個“牧”貢獻了銅料，鑄造了象征王權的九鼎。按舊時之說，九州的管理者即為“牧”。換句話說，王孫滿認為，九州至少在夏初時已經存在了。王孫滿是周王室貴族、周襄王之孫，他的知識應當可以代表春秋早中期周王室的認識，而楚莊王則是楚國國君，他對王孫滿對答的認可也表明，在南方楚文化的知識體系之中，九州出現于夏初之前應當也是不需要討論的事實。

不同“九州”觀引發的起源猜想

綜合來看，目前在春秋之前的甲骨卜辭、青銅銘文之中，并沒有出現過“九州”或者其中具體某一州的稱謂，而在春秋時期的文獻中，“九州”雖已出現，卻也語焉不詳。僅以當前的證據來看，“九州”概念的出現至少不早于西周晚期到春秋中葉，也不會晚到戰國時期。我們不妨保留這樣一種可能性，即“九州”概念脫胎于更加原始的華夏地理觀，其中的某些元素甚至可以追溯到大禹治水之時。到了春秋時期，隨著周王朝的崩潰，諸侯國紛紛開始建立屬于自己的地理觀，“九州”終于從那些原始元素中被提煉出來，成為天下的代名詞。

《禹貢》的形成可能正反映了這樣的歷史，其最原始的文本與豳公盨同出一端，然后在春秋戰國時代不斷增刪、修改，才形成了我們現在看到的《禹貢》。

這樣的推論不無道理。按照《禹貢》的說法，天下九州分別是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然而在成書于東周到西漢的文獻《爾雅》中，九州又變成了冀州、豫州、雍州、荊州、揚州、兗州、徐州、幽州、營州。與《禹貢》版本相比，少了梁、青，多了幽、營。有學者認為“青州”和“營州”是一回事，讀音相近，但是幽州在北方幽燕之地，梁州在南方四川盆地，兩者南轅北轍。這表明即便到了西漢，九州的概念亦尚未完全確定。

又如上海博物館收藏的戰國楚竹簡《容成氏》，經后人考證有：“舜聽政三年，山陵不疏，水潦不湝，乃立禹以為司工。禹既已受命……禹親執畚耜，以陂明都之澤，決九河之阻，于是乎夾州、涂州始可處。”這段記載表明戰國楚人同樣認為九州的劃定是大禹治水的產物，甚至“陂明都之澤，決九河之阻”等與治水相關的文字與《禹貢》還有異曲同工之妙。然而《容成氏》所定的九州名稱為“夾、涂、競、莒、藕、荊、陽、敘、且”，又與《禹貢》《爾雅》大不相同。我們不妨開個腦洞，或許當年楚莊王問鼎時所認識的“九州”就是《容成氏》版本，而王孫滿所對的“九州”乃是《禹貢》版。

《容成氏》戰國竹簡，現藏上海博物館。其內容證明了戰國時期的楚人同樣認為九州劃定是大禹治水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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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從《禹貢》《爾雅》《容成氏》三部文獻中，我們可以肯定，至少在戰國時期，“九州”中每個州的名字都還未完全確定下來。這表明此時的“九州”概念還相當稚嫩，一個以“九州”為中心的天下觀還沒有真正形成。我們現在看到的“九州”就是戰國以降不斷完善的結果，而非其初始的模樣。班固在《漢書·地理志》中說：“殷因于夏，亡所變改。周既克殷，監于二代而損益之，定官分職，改禹徐、梁二州合之于雍、青，分冀州之地以為幽、并。”這也表明，古人清楚地知道，九州概念也并非從來如此，而是伴隨時代發展不斷形成的。

九州體系極大地開闊了中國人的視野

實際上，當我們審視相關文獻時，也不難發現“九州”概念承上啟下的獨特作用。在殷墟甲骨卜辭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最遲在商代晚期，商人已經開始用自己的方式描述天下地理。如著名的“四方風卜辭”就記載了東南西北四方神名、風名，表明商人已經熟練運用東南西北四方來描述天下。然而這種認識又比較粗淺，統治核心在冀南豫北的商人們對“大邑商”之外的土地并不熟悉，在卜辭中，尊貴的商王出征離開王都后，總是在道路上占卜吉兇，表明王都外的土地陌生而危險。因此，在商人的卜辭之中，我們看到的要么是如“周”“攸”“人方”等小地名，要么是籠統的“東土”“南土”等大地名，表明商人們對大邑商之外的大片地區并沒有清晰的認識。

而在中國最早的地理類文獻《山海經》中，人們對天下的認識又進了一步。在《山海經》的世界中，天下的核心是一片片群山，在群山之外為海內和海外，在海外之外則是廣袤的大荒。不管是群山、大海還是大荒，都以東南西北四方作為區分。在記述群山的《山經》部分，記載的主要是各山物產、珍禽異獸和祭祀習俗，雖然仍有不少讓讀者感到不可思議的記錄，但是總的來說，其記載的主要是地理和物產，較為樸素。而到了《海經》和《大荒經》部分，地理物產和珍禽異獸就退居次席，奇異的神話、神奇的古國、怪誕的神明開始占據大量篇章，從“地理志”變成了“志怪”。這或許反映了《山海經》時代的某些現實——地理書籍的作者努力想要把天下各地放在同一個框架之中，然而他們只對處于近處的群山有所了解，而對那些遠在天邊的四海、四荒，只能根據旅人不可靠的只言片語來了解，并將這些傳說與自己的想象結合起來，完成了這部怪誕的地理百科全書。

《山海經》或許只是上古時代先民探索世界嘗試的一小部分，還有許多和它相似的材料，如長沙子彈庫楚帛書、《容成氏》以及許許多多散佚的古代傳說都是如此。這些材料很好地反映了先民的精神世界，卻又因為其古樸怪誕的氣質而逐漸退出主流視野，成為單純的神話傳說，被《尚書》等更加“雅馴”和客觀的材料所取代。就像司馬遷在《史記》中自述：“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正如司馬遷所說，到了《禹貢》出世之時（《禹貢》被編入《尚書》之中），曾經籠罩在《山海經》上空的神秘氣息已經盡皆退散。九州概念出現，人們將物產資源、地理特點、人文習俗、交通路線編入其中，展現的是一幅相當客觀、真實的地理畫卷。這幅畫卷的出現并不是偶然的，西周之后，諸侯林立，為更好地統治自己的國家，諸侯們都建立起了屬于自己的文獻系統。《孟子》就說道：“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晉之乘，楚之禱杌，魯之春秋，一也。”這些文獻之中，當然也包括本國的地理、物產、民俗、交通等信息，各國交流不斷，這些信息又被不斷交換，最終在戰國秦漢文化碰撞融合之中形成以《禹貢》為代表的九州體系。

在《禹貢》劃定的九州之中，我們可以看到的是極為冷峻簡潔的筆鋒，擁有極為清晰的結構。首先，它先大體標定各州州域，再將州域內主要高山、大河、大澤、平原標記出來。這樣一來，這一州的地理情況就大體明晰了。由宏觀再及微觀，先描述該州的土地種類和肥力，以此定出該州貢賦等級，最后簡要描述該州民俗和特產，以及其貢物上貢的主要交通通道。

九州體系和《山海經》相比更加規范、客觀，去除了此前充斥在地理志中的神怪元素，將全部的先秦已知世界都納入一個標準相同的體系之中。這既體現出當時人們已經有足夠的自信去面對廣大無垠的土地，更體現出人們已經準備好迎接天下統一的新格局了。戰國時期的齊國思想家鄒衍甚至在九州基礎上延伸了“大九州”概念，即中國人所居的“九州”組成“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又是一個更大的“大九州”的組成部分，在未知的地方還有八個和“赤縣神州”一樣的世界。這表明在戰國時期逐漸成熟的九州體系極大地開闊了中國人的視野，為他們提供了信心去認識更為廣大的世界。

《禹貢》的九州什么樣？

就讓我們來仔細看一下《禹貢》所劃定的九州體系吧。

冀州是《禹貢》九州中首先提及的，冀州之名可能來源于晉南地區的古冀國。《國語》中，楚成王認為如果殺掉路過楚國的晉公子重耳的話，“冀州之土，其無令君乎？”表明后來晉滅冀國后，冀州也成了晉國的代名詞。《禹貢》中的冀州地跨今天的山西、河北，并包含了河南省的一部分。黃河、沁水、漳河、通天河、衛河與今天已干涸的大陸澤組成了冀州的水系。這里的土壤為“白壤”，土地肥力在九州之中排第五等，產出的貢賦卻是最高的“上上錯”，島夷穿著皮服居住在冀州東部邊境，乘船由渤海沿岸即可進入黃河故道，沿著黃河上溯即可向中原洛陽地區運送貢物。

之后是兗州。兗州之名得自沇水，即古濟水。兗州主要包含了今日河南、河北的東部與山東西部地區。黃河、濟水及兩河的眾多支流以及雷夏澤組成了兗州水網。此地地面低平，土地是肥沃的黑壤，卻屢受黃河水患波及，因此土壤肥力只是第六等。貢賦也是九州之中最低的“下下”。此地產出的生漆和蠶絲可以通過漯河、濟水上貢。

兗州的東北方，山東半島北部的泰山和海岸之間是青州。青州之名或許來自東方所賦的青色，原本屬于東夷的一支——嵎夷故地，在九州劃定之時也已經得到了經略。這里的土地常被海水浸潤，因此土地是有鹽堿析出的“白墳”土。土壤肥力為第三等“上下”，貢賦屬于“中上”等。海濱曬鹽、種桑養蠶、海中漁獲讓這里的貢物極為豐富，貢物由汶水經濟水即可泛舟上貢。

山東省濰坊市青州古城“海岱都會”牌坊。青州為《禹貢》九州之一，古代青州地處海岱之間，歷代為都會之地和軍事重鎮，被譽為“三齊重鎮，海岱都會”。

泰山以南至淮河的山東南部、江蘇北部地區是徐州。徐州之名應得自兩周時興盛于淮河流域的淮夷國家徐國。淮河、沂水以及巨野澤組成了徐州水網，蒙山、羽山為徐州的主要山系。這里的土壤是肥沃細密的紅色土壤，土壤肥力為第二等“上中”，貢賦第五等“中中”，出產的貢物主要是鳥羽、桐木、磬石等用于樂舞祭祀的物產，以及珍珠、干魚和絲綢。這些貢物經過淮河、泗水即可進入黃河水道，進貢中原。

揚州北界為淮河，東界為大海，其西是荊州。《禹貢》并沒有劃出揚州的南界，可能當時的人們尚未向南繼續探索。揚州之名可能來自商周時期當地的土著“揚越”人。揚州大致包含今天的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等多省土地。彭蠡澤即今天的鄱陽湖與眾多河流組成的揚州水網。這里遠離中原，土地大多尚未被開墾，因此田土肥力位于末尾。然而揚州豐富的物產卻讓貢物屬于最高的“上上錯”，揚州的銅、鉛等礦物從商代開始就是中原青銅王朝心目中最重要的戰略資源，玉石、皮毛、象牙、水果等貢物也價值不菲。這里的物產通過長江和沿海，可以到達淮河、泗水，再向中原運輸。

荊州得名于荊山。荊山、衡山是荊州的北界，長江、漢江及其支流和云夢澤組成了密布荊州的水網。值得一提的是，“荊”在《說文解字》中的解釋是“楚木也”，也就是說，“荊”和“楚”實際上是同義字，而后來興起于荊山的楚國人也常常被稱為“荊人”。楚國初期的疆域也大約與古荊州重合，由此來看，荊州的得名除了荊山之外，也應當有荊楚的影響在內。荊州的土地和揚州一樣大部分沒有開墾，因此肥力只是倒數第二等。與揚州類似，荊州雖然田土產出不足，但是貢物卻很有價值，生漆、皮毛、象牙、銅、錫、包茅、丹砂、礪石、竹材、祭祀龜板等都有賴荊州的產出。這些貢物通過水網到達南陽地區之后，再由陸路轉運至中原。

湖北省荊州市荊州古城內的賓陽樓，始建于明代，是當地展現三國文化的地標建筑。荊州為古九州之一，得名于荊山，亦屬于漢武帝劃分的“十三州”之一，地處交通要塞，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諸多膾炙人口的三國故事大都發生在此。

荊山和黃河之間的中原地區隸屬豫州。豫州，為何得名，歷史上說法很多。成書于東漢的《釋名》說：“豫州，地在九州之中，京師東都所在，常安豫也。”這一說法較為牽強。這里是天下之中，當年周公旦選擇這里建都就是因為這里“四方入貢道里均”，伊河、洛河、瀍河、澗河、黃河及滎澤、菏澤、孟諸澤構成了豫州的水系支架。這里土地屬第四等，較為肥沃，貢賦主要是生漆、紡織物，通過黃河運送。

四川盆地之內為梁州，沱江、潛江、岷江、沔水、白龍江組成了水網。這里的土壤為肥力較低的青黑土，貢物也較下等，主要貢獻貴金屬和皮毛，貢物抵達中原要先運送到梁州之外的渭水和黃河才行。之所以得名梁州，學者認為可能和秦嶺有關。在漢代，梁州之地被劃入益州，這個古老的名字逐漸不再被使用，反而是益州的新名字被人們長期沿用下來。

雍州因雍山、雍水得名，主體是關中盆地，以及甘肅、青海的一部分。黑水、弱水、涇河、渭河、漆水、沮水、豐水、黃河、豬野澤組成了雍州水系。這里處于黃土高原地區，土地極為肥沃，是九州中的第一等。貢物則只有綠松石和織物，通過黃河便可運送到中原地區。

《禹貢》中記載的九州完整而簡潔，文字中只有山、水、人和物產，神鬼妖怪、傳說故事不再擁有位置，可以看出九州體系的創造者們創造這種體系想要達到的目的。在他們的設計中，華夏大地雖然被山川水澤切割成了多個部分，但卻并不零散，九州可以通過“貢”連接在一起，成為一個統一的天下。

除語焉不詳的“豫州”，古九州的其余八州得名都顯示出較為明顯的規律，即或以州內山水為名（兗州、梁州、雍州、荊州），或因州內古國古族得名（揚州、徐州、冀州），或以本地特點得名（青州）。這些得名方式極為直觀，反映了許多較為原始的觀念；這些簡潔、直觀的名字，為全體中國人提供了一個公認的“坐標”，讓描述地理變得空前簡單。

可以看出，九州體系雖然已經相當成熟，但是其基礎仍然建立在中國新石器時代以降的天下格局之上。冀州所在的山西、河北等地，商周之前是后崗二期文化的活躍之地，商族也在此發源，太行山東西的上古先民擁有相當統一的文化面貌。兗州、青州所在的豫東、山東地區長期為東夷所居，這是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奠定的基礎，在商周時大體上是岳石文化處兗州、珍珠門文化處青州。徐州是淮夷的地盤，夏商時代，淮夷創造的斗雞臺文化在這里非常繁盛。

揚州屬于古越，良渚文化在此創造輝煌，吳城文化、湖熟文化也在商代發展到了相當的程度。荊州則是三苗故地，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后石家河文化等古族文化也一度與中原、山東鼎足而立。梁州辟處西南，雖然閉塞，但是寶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橋文化接踵而立，也達到很高的發展水平。雍州所處的關中盆地沃野千里，自古就是仰韶文化、廟底溝文化、齊家文化的繁衍生息之地，更是孕育了“郁郁乎文哉”的周王朝。而豫州所處的中原之地，則是夏商周三代統治的腹心，是華夏文化的福地。

九州體系充分考慮到了地理、交通、物產和人文因素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禹貢》九州體系并不像很多后世學人認為的那樣是一個理想化的天下模型。反而，九州體系充分考慮到了地理、交通、物產和人文因素，經過了精心的設計和計算，是一個相當具有可操作性的天下模型。

在秦漢帝國完成統一天下的大業之后，原本被諸侯國割裂的天下被納入統一的帝國之中，西漢的郡國并行制進一步消化了聚合而來的各地。秦漢帝國建立在文法吏的基礎之上，大量擁有書寫能力的官吏成為王朝運轉的基石。他們繼續將全國各地的信息源源不斷地傳回中央，正有賴于海量的信息，九州體系終于被運用于實際的國家治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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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為了加強中央集權，漢武帝將原本只存在于紙面上的九州搬到大地棋盤上來。他在原先郡國的基礎上，將漢帝國劃分為13個州，每州設置一名刺史，刺史由中央派出，行監察之權。我們很容易想到，這樣的設置一方面當然是外逐匈奴、內改制度的漢武帝加強君權的手段，另一方面也是將儒家經典《尚書》中《禹貢》篇付諸現實的結果。西漢風頭無兩的公羊家所修習的《春秋公羊傳》開篇就說：“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這種大一統思想當然對漢武帝來說吸引力頗大。

但是武帝采用的是十三州，即“冀、兗、青、徐、荊、揚、豫、益、涼、幽、并、朔方、交阯”，與《禹貢》的九州區別明顯。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第一，在武帝設置刺史的時代，華夏文化控制的版圖已經空前擴大。元朔二年（前127年），漢武帝派衛青率軍出云中郡，斬獲頗豐，并將盤踞在河套地區的匈奴白羊、樓煩王所部趕走，在這里設置了朔方郡，將朔方納入十三州之中自不待言。元狩二年（前121年），匈奴內訌，昆邪王部攻殺休屠王部，并率眾4萬人投降漢朝，武帝在其故地設置武威、酒泉。元鼎六年（前111年），武帝將張掖、敦煌兩郡從武威、酒泉中分出，形成了“河西四郡”。這四郡與原屬于雍州的部分區域合并，就成了涼州的組成部分。同樣地，元鼎六年，漢武帝滅南越國，將其地化為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九郡，這九郡之地并未包含在《禹貢》九州之中，成為新的交阯州的組成部分。而武帝朝吞并貴州、云南等地的西南夷，讓漢朝在西南地區的統治范圍空前擴大，將原先的梁州和牂牁等新郡合并成立新的益州也可以理解。

第二，《禹貢》中一些州明顯過大，因此武帝將其分割。例如原冀州規模過大，于是武帝將其切割為冀、并、幽三州。新的三州與其他州相比體量相若，更加實用。

第三，原屬雍州、豫州的關中平原和中原之地，是受皇帝直接控制的京畿區域，包含三輔（京兆、左馮翊、右扶風）、三河（河南、河東、河內）、弘農。這些地方不設刺史，也不在十三州之中。而《禹貢》九州中的雍州關中部分則屬于京畿，西北部分劃入涼州，所以武帝并未設置雍州。

武帝設置的十三州影響深遠，達到了加強集權的目的。而到了王莽篡漢時，王莽為復古，以《周官》《王制》為模板，將刺史改為州牧，州牧不再只行使監察權，更擁有軍政權，使州成了真正意義上的行政單位。到東漢時期，權力巨大的州牧又和茁壯成長的地方豪族合流，在三國時期成為割據各地的“諸侯”。例如曹操就曾任兗州牧、冀州牧；劉表以荊州牧的身份割據荊州；劉備奪取益州，自領益州牧；等等。在兩晉南北朝的混戰中，也有許多亂世梟雄背靠雄州，以州牧的身份參與天下角逐。

隨著唐代新的道、州、府制度的出現，以及元明之后省縣制度的確立，古九州不再以行政區劃的面貌出現。今天我們仍能看到的江蘇省揚州市、山東省青州市、山東省濟寧市兗州區、江蘇省徐州市、湖北省荊州市等，則是《禹貢》九州留在地圖上的孑遺。這些地名由大范圍的地域概念，縮小為一些具體行政單位的名字，再加上河北省的簡稱“冀”、河南省的簡稱“豫”，幾乎是我國最古老的地名遺產。

本文選自《地名里的中國》，部分小標題為編者所加，非原文所有。文中所用插圖均來自該書，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原文作者/徐成

摘編/何也

編輯/商重明

校對/盧茜